《畿辅通志》和《大清统一志》的记载倒是有一定的可信性。柴荣于显德元年即皇帝位，显德六年（公元959年）六月病逝。他在位期间为其生父修建一处居住的王城是合情理的。

　　柴荣是郭威圣穆柴皇后的侄子，被郭威收为养子，郭威的亲生儿子都被后汉隐帝杀害，柴荣才得以养子的身份继承皇位，已改姓郭，他是不便让其生父跟随自己在京都皇城住的。

　　所以，柴守礼是以柴荣“元舅”的身份居住在洛阳，一直到死未到开封去住。但柴守礼毕竟是柴荣的亲生父亲，柴荣继位后，很可能想单独为其父修一座居住之城。地址选在巨鹿这里，一来巨鹿是有名的古郡，自秦朝实行郡县制时，就是郡治所在地；二来此地离柴守礼原籍尧山（即隆尧）也不远，不足百里。

　　因柴守礼居住，也可称柴王城。除以上的原因外，本人还有一个大胆的推断。

　　据史书载，柴荣继位后，柴守礼与当时朝中将相王溥、王晏、王彦超、韩令坤等人的父亲都居住在洛阳。这些人依仗孩子的权势非常恣横，洛阳人非常畏惧他们，称其为“十阿父”。

　　柴守礼曾因一小事杀人，官吏不敢管，“世宗知而不问”。柴荣对其他犯罪违纪的官员处理十分严厉，对其父的罪过却姑息不问，后人对此多有非议。

　　对此欧阳修在《新五代史·周家人传》中为柴荣作了一番辩解和开脱。且不评论欧阳修的观点正确与否，说明柴守礼因小事杀人和柴荣“知而不问”之事在当时确实造成了影响，将柴荣置于两难之中。

　　作为一代明君，柴荣是深知此事对其执政所造成得损害的。他很可能想将其父从洛阳迁居到远离京城的巨鹿来，让其“闲闭”在这里，已减少其父不轨行为造成的影响。作为“陪都”洛阳，离开封又近，很容易造成影响，而地处偏远的巨鹿，其影响比洛阳要小的多。

　　柴王城为什么最终未能修建成功呢？《巨鹿县地名志》云：“后因此地年景无常，居民贫困，移修皇城于开封”，这个理由很难成立，也不合实情。年景无常，居民贫困并非修城后才存在的，修城以前就会知道的。

　　本人认为，根本的原因是柴荣在位时间太短造成的。柴荣在位一共五年半，开始修城的时间不会是显德元年和显德二年，此时他继位不久，政权还不很巩固。开修的时间很可能在显德三、四、五年，但柴荣于显德六年六月就病逝了，到显德七年（宋建隆元年，即公元960年）正月，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，灭了后周。

　　因此，修建柴王城最多两三年的时间就停了，这才是柴王城未能修成功的真正原因。